近年来，许多城市的KTV里，下午场变成“老年人专场”。这其中，一方面是因为KTV本身逐渐不再受年轻人欢迎，一方面也是因为整个社会在快速进入老龄化。
都是哪些老人常去KTV？他们为什么选择KTV？他们的消费方式如何？他们最爱唱哪些歌？今天推荐的这篇文章来自中国青年报，在一一回答上述这些问题的同时，也折射出中国老龄化时代的一些现实问题。
一
在所有顾客里，老年人是对歌唱效果要求最高的消费群体，这也是丰台区另一家KTV“音皇乐友汇”经理陈志超，以及海淀区“同乐迪”KTV经理马自强的共识。他们最清楚，老年人要求服务员调音的次数最多。一些老人自信某处音响的调配更适合自己的歌喉，于是力求每次消费都能在老地方。他们提前排队，以期获得包厢的优先选择权。陈志超经常需要调解纠纷，安抚未能如愿的熟客。
这个群体还有一个特点：对唱歌以外的所有服务不感兴趣。
他们从不点餐，也不会在果盘、零食上花钱。他们用塑料兜自带瓜子和水果，有时会有阿姨去零食贩售处借水果刀切开半只西瓜。他们基本人手一个保温杯，频频要求接热水。为了缓解服务员的送水压力，陈志超在KTV欧式软装的走廊尽头添置了一台开水炉。
马艳曾见过一位老太太怀抱一个电饭锅走进来，包厢里这群客人围坐一起，锅里白米饭热气腾腾，碗筷俱全。那是中午，正是肚子饿的时候。歌没有停，不断有人放下碗筷捡起麦克风，去唱自己的那首。
在等待下午场开场的间隙，拍照是他们的主要节目。阿姨们三两相聚，掏出手机对准自己。手机以国内品牌居多，也有iPhone，多是旧款，有些伤痕累累，像是子女淘汰下来的。
此时，拍集体照是马艳的任务，老人大多偏爱集体照超过自拍，人人昂首挺胸，女士多绷住胳膊翘出兰花指，在她看来，“有点像唱戏的”。她自己上一次照这种合影，还是高中毕业照。
这个集体会提前约好时间地点，少有人迟到，却也免不了在嘈杂的大堂里经历彼此找寻的过程。结账也是AA制，总有一人找马艳来要消费明细，带回去方便公平算钱。
马艳发现，这些人不少是“群友”，在微信群里认识的。
张团荣是一个“歌友群”的群主，对于微信上的朋友，她秉持六字防骗箴言：“不轻信，不深交”。
张团荣的丈夫不喜欢唱歌，更喜欢看“火山小视频”上的东北女孩直播聊天。张团荣不能理解这种乐趣，也从不反对。她只是偶尔提醒老伴别在直播上砸钱，别被人骗了。
纵使欣赏手机的千般好处，张团荣坚持把握着它与金钱的界限。逢年过节发发微信红包，此外拒绝任何金钱的流入流出。网络广大，她不懂原理，担心随便谁就“把账划走了”。
李秀根从不抗议，觉得太没人情味儿。她听不进“讲课”，对负责活动的“小姑娘”明白摊牌：我是一分钱不会花的，你们如果还带我唱歌我当然高兴，如果要踢我出微信群我也没意见。她至今仍在群内。
公司有时还会在K歌结束后组织聚餐。总有老人投下10万元的理财产品，也许是真的有心投资，也许是抹不开几餐饭的人情。
二
李秀根退休后比工作时更忙了。
她在体制内呆了一辈子，退休后，人生反而被激活了，“看到无限天地”。
她学摄影，和丈夫一人一台单反相机，不时长枪短炮出游拍摄。她学舞蹈，一点一点抠动作。老太太看不上广场舞，“跟上节奏就行了，没什么大意思”。她爱唱歌，经过两轮测试，参加了某部委的一个退休合唱团，司职第二女高音声部。合唱团指导是从中央音乐学院退休的，耳朵特灵，总能在和声中揪出不和谐的声音，“你！再单独唱一遍！”不少成员退休前职务不低，此时也一点儿没脾气，老老实实听指挥。
李秀根的手机总是在振动，是各个微信群的活动提醒。她不得不向舞蹈班请假，好赶赴同一家KTV的两场活动。每隔一个小时，她就要去另一个包厢露个脸唱首歌兼顾一下。跟她一起玩的伙伴有69岁的李青竹（化名）和60岁的李湘，她俩一个上着电子琴班，一个正学京剧。
KTV的桌上放着李湘的旧文件袋，袋子里装着乐谱和按照拼音顺序排列的打印歌单。打印纸已经磨得有些毛边了，上面的歌都是李湘会的，方便点歌，被标红的属于拿手曲目。一曲歌罢，老太太们讨论着这首歌的共鸣区域是在颅腔还是胸腔，以期进一步提高。
李秀根的朋友们出游大多选择国外，经济上没有负担，语言也没有障碍。在KTV消费中，这些人对价格也不太在意，更看重的是音效和环境。
张团荣则对价格十分敏感。她常去的“歌友汇”，以前每周二有老年优惠，取消后她和伙伴们将据点转移到了“音皇乐友汇”。这家KTV藏身于小区内一家衰败的商场内，经过快递网点到物流仓库，下电梯来到地下一层，才能看见它东南亚风格的金色大厅。周一到周五的下午，唱5个小时只需57元。
在伙伴们眼中，“老张就是被单位耽误了”。很多年前，梳着两个辫子的张团荣高中毕了业，分到北京城南的一家国营服装厂，那也是她母亲工作过的地方。她“出身”不好，不受重用，干得并不开心，却也没啥跳槽的概念。后来，“浙江帮”来了北京，带来了开放市场鲜艳和廉价的衣服，厂子不在了。再后来，一生也就过去大半了。
如今，她和相处10年的邻居仍不算熟，周围人只知道她是“狐狸”的奶奶。“狐狸”是她儿子养的一只萨摩耶狗。她暂时还没有孙辈，子女不提，她不敢催。
在微信群里上，张团荣是名为“风华”的女士。
她“人气高”，号召起来人家愿意来。一个群里无论多大年龄，男的就叫“男生”，女的就是“女生”。不能去KTV的日子，张团荣投身于“全民K歌”的竞争。这是一款在线唱歌的软件，上传的作品在访问量和打分上有个排名。她已经唱过300首，经常在当日的人气排行榜上问鼎。
“我就是唱着玩儿，瞎唱。”张团荣总是这样说，然后在下一首歌里飙出一个酝酿已久的高音，拖得长长的。
20岁的马艳有时很羡慕这些来唱歌的老人。在她的眼中他们都差不多：拥有北京户口，有退休金，有空闲。而除了青春，她暂时一无所有，每天踩着跟高4厘米的高跟鞋站12个小时，不能使用手机。
李秀根则内心清楚：过了70岁，仍能自由活动的可能性越来越低。“我这一生还有10年可以玩。”她平静地微笑着说。
三
健康问题是藏在音响轰鸣里的隐忧。张团荣群里的一位老“男生”最近刚刚查出癌症，确诊后也继续唱歌，伙伴们对他的病情保持着心照不宣的沉默。张团荣自小患有哮喘，随着年岁增长，身体出现各种问题，按照当年工厂关门时的安排，她一年的医疗报销额度有限，需要精打细算着使用。
李青竹71岁的“老伴儿”老张最近大病初愈，为了庆贺专门组了局。两人总是一起出现在KTV里搭配对唱，男声浑厚，女声甜美。
他们不是原配。2008年，李青竹在一次唱歌聚会上遇见了“老伴儿”。他长她三岁，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，在干校改造过，奋斗过，熟悉她尝过的时代的苦与甜。歌成了媒人，KTV是两人最常相聚的地方。
两人“黄昏作伴”走过了10年，仍分隔居住在各自的房子里。“都是有儿女的人了，彼此尊重。”约在一起唱歌，老先生搭地铁，赶在晚高峰前离开，老太太则唱到活动结束。
每年清明节，李青竹去八宝山祭奠亡夫，总会带一盆花。花不要鲜切的，得提前在卧室里摆一年，这样才能记住种种生活细节，在那些她不在的夜里，向先走的人倾诉。
清明之前唱K，李青竹一定会点一首《真的好想你》，并且告诉老张：“可不是唱给你的哟”。老张则微笑以对，回一首《朋友别哭》。
这样的感情是圈子里的奢侈品。张团荣身边有不少单身老年朋友，但“感情不如友谊容易”。人到暮年，有太多要顾虑的。
甚至连凑一个局都不容易，大家的“档期”都太满。家事是最大的麻烦：子女工作繁忙，老人们全职接过了照顾孙辈的责任。李秀根直到去年孙子上小学才彻底解放，拥有自己的时间。张团荣则需要照顾91岁的母亲，一周至少有3天侍候在母亲床前擦身喂饭。
在人生的下半场，上半场的时间都成了记忆的碎片。走在街上，张团荣知道那些碎片都落在什么地方。北京南三环高架桥横跨的地方，曾是她家的老屋。桥下流过的永定河曾清如琉璃，一入夏，父亲就带着她和姐妹们下河摸水草。后来饱受疾病折磨的父亲那时还是矫健的青年，曾在某次“纪念横渡长江游泳比赛”里拿到头名。
现在，每次和伙伴们约定地点，张团荣不说KTV的名字，只说是原来“吉利发”在的地方。那是一家巨大的超市，上世纪90年代车水马龙，直到新千年到来被连锁企业挤没了生意。
在嘈杂的KTV里，她可以从老歌里找回一些碎片。老人们爱唱的主要是红歌和老歌，歌手周冰倩、关牧村和蒋大为们频繁出现在歌单里；MTV里是张凯丽或江珊，这是她们年轻时的偶像，如今和KTV里的她们一样，在影视剧里多以婆婆的形象出现。王志文则仍然在和年轻女孩谈着荧屏恋爱。
军歌是点唱的一大热门。张团荣记得自己少女时代的偶像是军人，女孩子流行买白布染绿，做出一个军队式的绿书包，再去照时髦的军装相。她的歌友中有一位，18岁时曾在入伍的最后一轮测试被刷掉。她对此遗憾不已，每进KTV必定点一遍《绿色军衣》。
张团荣觉得，“无论有多少烦恼，一唱完歌就开心了”。在晚年找到麦克风以前，她记得自己上一次用扩音器唱歌还是在小学的拥军大会上。“我那时就是积极份子。”
她身旁的一位歌友强调：“是激进份子。”这是一位瘦弱的老太太，很多年前曾是梳着俩小辫的少女，从插队的乡下带着一个搪瓷水杯和一条毛巾跳上火车出逃，去过上海、武汉和天津。
有人喜欢回忆过去，也有人努力跟上当下。李秀根跟着手机软件听完了四季综艺节目《歌手》里的歌曲，一首首学，是每场活动里绝对的“麦霸”。
李青竹则爱和老张合唱一首儿歌《我们的田野》。这首歌作于1953年，但KTV里播放的画面截取自韩国的偶像电影。歌词没变：“风吹着森林，雷一样的轰响……去建造楼房，去建造矿山和工厂。”
“你听过这首歌，”她对记者说，“我在这首歌里生活过。”
文章来源：中国青年报，中国养老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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