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人的一生是离不开歌声的。

        大凡和我交往的人都知道，我是左嗓子，一个不会唱歌的人。

        有人说，不会唱歌，是因为没选到适合你的歌，这话从理论上讲也许是对的。但我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那里寻到了答案：外因是我的父母没有一个人会唱歌，我的DNA里大概就没有这方面的遗传因子，我们弟兄姊妹六个中只有三弟在酒后偶然吼两嗓子，听来还有点韵味，跑调不至于太远。从内因看，我一直对唱歌没多大的兴趣。古人云，热爱是最好的老师，一样事情，索然寡味，自然就接触得少了。外因和内因都没有，冰箱里放一颗鹅卵石，再怎么发生作用，也不会孵出小鸡来，所以这半辈子也就与唱歌有缘无分。

        ，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。留给我最早记忆的歌曲是来自我家墙上挂着的那个纸盒子喇叭，每天早晨就会准时唱起高昂激越的《东方红》，每天晚上广播结束时总会是高亢嘹亮的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。毛主席是我们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，歌颂他老人家的歌曲大家自然喜欢听，生产队的社员劳动休息期间哼唱的也自然是这些红歌，听得时间久了，妇孺皆知，耳熟能详，再加上这两首歌曲音节跨度不大，歌词通俗易懂，就连我这个五音不全的孩子也能一字不落唱下来。后来成了我参加酒局被赶着鸭子上架时用以应付摊帐的宝物。只是改成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我的名字叫林金栋，咱和弟兄们心连心，活儿海呦，不会唱歌表心情......”，招来一片笑声。

        在农村上小学初中时是没有专门的音乐老师，便是嗓音较好的老师兼职。时任朝报沟民办学校校长的刘成业老师虽然说话有点结巴，但唱歌极为流利连贯，教唱我们《北京的金山上》，兴致起来，载歌载舞，课堂气氛热烈。三妈偶然代替三爹上课，教我们一首似乎叫《养猪好》的歌：养猪好，养猪好，养猪的好处真呀真不少，皮毛骨头用处多，猪的全身都是宝，多种经济齐发展，社员的生活步步高······。后来转到了公社所在地上学，记得有一个叫王金梅的外地老师给我们带音乐课，王老师长得很漂亮，歌声也很优美，但也极其严肃，给我们教了很多在平时听不到的歌曲，如俄罗斯歌曲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、中国名歌《茉莉花》，当然也有小朋友喜爱的《红星歌》、《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》这些经典歌曲，可惜我连一首都没有学会，倒是经常在课堂上阴阳八怪练习美声唱法，挨了不少的训。

        上初中的时候，学习逐渐紧张起来，音体美的课程好像越来越少了。邱宏发老师偶尔给我们教一些歌曲，邱老师嗓子天赋好，唱出来极像女声，使我想到戏剧大师梅兰芳老师，如果及早被发现、培养、深造，或许也会成为一代歌唱家。、，因为适合大合唱，在以后多少年的集体演出中，我都充当南郭先生滥竽充数。

       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了全国，港台歌曲也吹到大陆，邓丽君软绵绵的《甜蜜蜜》、《何日君再来》等歌曲与我先前听到的雄壮有力的革命歌曲形成强烈反差，受到年轻人的热捧。但我还是喜欢听《祝酒歌》、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、《军港之夜》这些给人力量的歌曲。1979年中国进行了对越，李双江的一首《再见吧妈妈》，让多少国人流下感动的泪水。那时候已没有了直通千家万户的小喇叭，我家的那台老式收音机是我们姐弟收听歌曲的唯一渠道，时间长了，私下里悄悄地哼几句，反正也没人能听到。

       

        考上师范后，音乐课成为诸多课程中比较重要的科目，国家培养的是全能的小学教师嘛！我一直认为，学习音乐必须有一定的天赋，而这正是我的短板和缺陷所在。那时候，一到上音乐课就头疼，像蝌蚪一样的音符在眼前乱哄哄地游动，连基本的哆瑞咪发嗦啦西也唱不准，更不要说几分音符A调B调升降强弱了。一本试唱书被汉字标的密密麻麻，也弄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每次在刘志峰老师：“不准，不准，你练没练”的批评中长吁短叹，无以言对。在外面音乐教室的墙上，赫然贴着“音乐是生活中的一股清泉”的名言，我没有体会到清泉的甘冽，却在泉水边失去了自信。我特别羡慕占全、中玉这些老同，大段的试唱一学便会，那么轻松自在。乐器更是难以企及，脚踏琴在我的折腾下发出嘈杂的声音，如同在铁匠铺里胡乱打铁。我以为音乐课一定是过不了关了。好在刘老师极为通融，让我顺利毕业，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。

        而那时，台湾的校园歌曲已极为流行，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》、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、《踏浪》、《橄榄树》，竟也激起了我的学歌的欲望，买了一个小日记本，转抄了几十首比较熟悉的歌词，每天上晚自习前，和同学们围坐在一起，拍着桌子或大腿，哼唱着，唱错了，大家笑成一团。师范每年都要组织大合唱比赛，每个班都必须参加，这已成为惯例。一年级时，班主任刘志科亲手导演组织的《长征组歌·四渡赤水》，下了很大的辛苦，也得到很好的评价，被评为优秀节目。而三年级时的一首《难忘今宵》成绩垫底，让班主任唐海明老师脸上无光，足足训斥了一个星期，现在想起来忍俊不禁，也算一段美好的回忆。

      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       师范毕业后自然当了老师，小学初中所有的课程几乎带遍，唯独没有涉及音乐科目。后来，改行到行政部门，也参加过几次庆“七一”、迎“国庆”文艺演出，都是大合唱的形式，凑了个人数，已不记得唱什么歌曲了。倒是那首《走进新时代》是认认真真学过的，感到歌词和旋律都特别优美有力，在写材料时情不自禁哼出两句“我们唱着东方红，当家做主站起来”，大家投来异样的目光，知道我的材料写的比较顺利，又有新进展了。

        到吉格斯太镇工作后，班子里集聚了几个嗓子条件较好又喜欢唱歌的年轻人，酒到兴致处，一拍即合，草原歌曲、革命红歌，乃至当地山曲民歌，信手拈来，高中低音配合绝伦，成为镇里接待工作一个响当当的的品牌，我给起名曰乡土乐队。我听得尽兴，用筷子敲打盘碟伴奏，工作的烦恼顿时随歌声飘向远方。我不懂音乐，但每年组织农民搞一场民歌比赛，吸引了包括萨拉齐、准格尔的歌手前来参加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。

        我的两首小诗经过朋友的推荐，被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邢长江老师看准，改编成两首歌，其中《我的达拉特》在网上的点击率超过五万多次，受到土著达旗人的青睐。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懂音乐的人来说，也颇有一些黑色幽默的味道。